红官印第三百九一章、如此玩法（下）(2/3)

她给《长角晚报》定下的宗旨是：树立或毁坏人们的声誉。

同时，她对记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独特。为了得到有价值的所需新闻，鼓励下属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其中包括不道德但不违法的手段。

而王喜鹊在众多记者中，是最会使用各种手段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最快最大限度新闻线索的女记者。然而这次突发的市主要领导一家惨遭灭绝人性的枪杀凶案，偏偏这名佼佼者在这场“风暴”的第一波中毫无建树。

呵呵，这很让这个中年女士心里不爽啊……

在当代，尤其是在长角市或悬圃县这种地级城市（县城）里，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去做幌子，往往**的幌子恰恰又是qiáng_jiān**。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

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或者说真正报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比如眼前的这位出国留洋归来的女总编，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而现在，长角市恰恰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突然发生了领导遭遇灭门惨案的大事……

是狠？是羊？

席开珍望着走进她办公室的王喜鹊，发现她没处落的眼神，知道她和自己一样，心情仍然陷在不快中，并无新的突破，于是不再忍心责难自己的得意属下。

“坐，坐。”席开珍待王喜鹊坐下后，平静地问：“怎么样？”

王喜鹊当然明白老总的意思，接过对方亲手递过来的巴西黑咖啡，呷了一小口后摇摇头，“没劲。”

“困难是暂时的，办法总会有的，问题是情绪不能消沉。”席开珍拿起桌上女士香烟，抽了一支叼在嘴上，“啪”的一声打燃火机点烟后道，“这件事，国家公安部都在关注，百姓更是想知内情，所以接下来的压力更大，可怕的不是长角同行，北京的大牌记者已经成批抵达，你的朋友圈子大……”

“没用的。”王喜鹊转着手里的怀子，眼里全是困惑。

“为什么？”席开珍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有些意外地看着很少叫难的王喜鹊，但她没有改变自己的思路，“大报有大报的天然优势，警方也许更喜欢把重要内容首先告诉他们，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地缘优势，事件毕竟就发生在长角，目前看，大家仍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警方封锁一切消息。”

“再说了，这次案子涉及的被害人到市领导，又没侦破，他们心里压力比我们还大，什么也不肯说！”

“读者对我们对这一突发事件的报道有些失望，我这里有许多来信，他们希望知道市委某领导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害，一家人惨遭枪杀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更想知道凶手是谁？也有人直接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这对我们《长角晚报》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和考验啊。你想过没有，王喜鹊？”

她清福着女记者王喜鹊，后者悚悚地不吭声。

“我出国这些年了，回来也几年了，真搞不懂，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