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二七九 岂因祸福避趋之(2/3)

可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别问题一出来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哗啦啦”把自己想法全都一股脑说出来，显得你很粗浅。所以当你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少说、别人多说。

其次，当领导要永远正确。“领导永远正确”是官场规则第一条，如果你觉得领导说错了。请回头参见第一条。据传当年高宗视察江西，巡抚吴公侍游南昌大桥。大桥刚刚落成，两端还没来得及装饰雕塑。高宗信口问道：“两端雕塑呢？”

吴抚台以赣方言答道：“！”

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dá_lài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dá_lài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dá_lài，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dá_lài。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dá_lài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dá_lài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dá_lài、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dá_lài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dá_lài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dá_lài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dá_lài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dá_lài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dá_lài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dá_lài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dá_lài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dá_lài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